9
天刚蒙蒙亮，我们就在客厅的一角下起了围棋。陆表兄一夜没睡，双眼布满血丝，头发散乱。他一杯接一杯地喝着浓茶以保持清醒，还不住地长叹。父亲母亲前两天忙着到各家拜年，今天换上了新装，准备在家中款待宾朋。我俩只好躲进我的屋中，关在房间里，可还是难以摆脱迎来送往的喧嚣。过一会儿，母亲打发人来找我们。对着亲戚要叩头请安，恭祝新春吉祥，恭喜发财。对父亲的同事则可以浅鞠一躬了事。大人们总是这样子，听到恭维话后就会高兴地把红包塞给我们，还要一成不变地说：“孩子们，拿去买糖吃吧。”
表兄回到棋盘前，不屑地把红包扔到桌上。为了气他，我拆开了自己的，一边数钱，一边发表评论。
“行了，你不再是小孩子了。”
我对他扮了个鬼脸。
“你都快十六岁了，”他恼怒地说。“女孩子到了这个年纪要嫁人当妈妈了。”
“那么，你是要娶我喽？”
我哈哈大笑。
表兄沉下脸，不再说话。
中午时分，大街上鞭炮声大起，锣鼓喧天。透过窗子，我看到墙头边，长长的秧歌队，浓妆艳抹，踩着高跷。蓝天下，树影间，男男女女，穿梭舞蹈。
表兄堵住了耳朵。外边的音乐非但没打搅我，反使得我更加聚精会神。冬日的阳光把街头的欢庆气氛带到了棋盘上。节日使我与世隔绝。我的孤独犹如锁在木箱深处的一匹红绸。
午饭过后，表哥陷入了沉思。不时地，他拭去眼角的几滴泪珠。我没法继续装傻，只好闭口不言。寂静，宛如一盘淡而无味的冷面条，在棋盘上蔓延着。
表哥心神不宁，以手支头，不住地长叹。还不到七点，他连犯了几个错误。晚上，不等棋局结束，我就指出他已经输了，必须遵守诺言。
他推开椅子，站起身来。
第二天早晨，听人说他已经走了。火车是九点钟开，我有足够的时间赶到车站，也许他正在车站等着我呢。让他望穿双眼吧！我不会祈求他忘记这盘棋的，这会鼓励他的蠢行。他伤了我的心，只能是俯首赎罪了。过些日子，当他猬琐的欲望被失败者的卑微取代后，我会写信给他，我们的友情会重新开始。
10
我们的部队包围了大雪掩埋的村庄。村中不少人得知我们的到来，早就跑光了。只剩下一些老人躲在屋里，墙上粗糙廉价的年画使得这些茅屋显得越发贫苦凄凉。
我们把人们驱赶到村中空场上。这些人用破被子遮住瘦骨嶙峋的身子，用皮帽压盖住幽怨的目光。他们颤抖呻吟，仿佛想博得我们的同情。我用官话问他们，他们摇头，嘟囔着无法理解的方言。我勃然大怒，掏出枪威胁这帮蠢家伙。突然，三个人扑倒在我的脚下，抱住我的腿不放，用标准的官话大呼冤枉。我厌恶地用枪托推打他们，试图摆脱他们的纠缠。可这三人把我拉得更紧了，还用头撞我的肚子。
我的尴尬引得士兵们一阵哄笑。我对其中的一个嚷道：
“混蛋，还不过来帮我！”
他的笑容消失了，脸上泛起了杀气。他敏捷地从肩上摘下枪，对着其中一个老头儿的屁股狠刺一刀。
伤者呻吟着在地上打滚。他的两个同伴吓得昏倒在地。我回过神儿来，对他大吼：
“混蛋，你也不怕扎到我。”
看热闹的官兵又是一阵哄堂大笑。
大日本皇军的虐待心理来自于我们所受的体罚式教育。小时候，家长的耳光、辱骂与责备，是家常便饭。部队中，一旦犯错，就会被上级用竹尺痛打，直到脸颊红肿出血。
我讨厌折磨无辜的人，也同情那些生活在无知、贫穷和肮脏中的中国农民。
我命令士兵给伤者包扎伤口，把老头送回家。我们搜查全村，将粮食财产洗劫一空。我向这帮农民允诺，只要他们说出抗日分子的藏身之地，我就把一切都还给他们。
第二天，天还没亮有维持会的人来告密。
对饥饿的恐惧让有的人开了口。我们不等天亮就在大雪中出发了。